并非“周伯伯”养子

　　特殊的家庭环境，让李鹏自小就与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颖超、陈云等革命先辈有过不少接触。

　　李鹏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，是在1940年秋。当时，正在育才学校学习的他接到准备去延安的通知，便和母亲赶往重庆，来到位于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。和别的烈士子女一样，他亲切地称呼周恩来夫妇“周伯伯”和“邓妈妈”。

　　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，对邓妈妈说：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，越长越像硕勋了。邓妈妈说：我看更像君陶。大家哈哈大笑。

　　有一天，周伯伯问我：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？我说在社会科学组。他听了以后，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《新华日报》，叫我把社论念一遍。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。他说：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？我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，都是比较中肯的。他听后对我大为称赞。于是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，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小孩，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。这当然是误传。

　　到延安后，李鹏和周恩来、邓颖超有了更多的接触。有两件事，周恩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　　第一件事，有一次我到周恩来家。我看到有一本西班牙名著《唐吉诃德》，就拿起来看了一下，然后又把它放在书架上了。不料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时，他问我：那本书你是不是拿走了？我说：没有，我没有拿。他看我委屈的样子，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又一次去周恩来家。他告诉我：那本书找到了，委屈你了。停了停，他又说：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，你没有把书放回原来的位置，以致我一时找不到。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周恩来做事是那样的严谨，那样的有秩序，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　　第二件事，我以后再去周恩来那里，总是看见他在接待来访的客人，好像是外调人员。那个时候延安的审干运动还没有结束，周恩来对党内的情况非常熟悉，许多同志都和他共过事或者有过接触。这些同志是被怀疑的对象，正在接受审查。我看见他每次接待来访的同志，总是那样热情，先请他们坐下来，认真听取他们提出来的问题，并用他那受过伤不能伸直的右臂认真地做记录，然后尽他所知，向来访者或来外调的人说明情况。他这种认真负责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作风，对解放许多被怀疑的对象和平反许多冤假错案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　　也许是因为交往密切，外界一度盛传，说李鹏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子。对此，李鹏在回忆录中作出了回应。

　　周总理、邓妈妈与我的关系，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。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，这是不正确的，因为周总理、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弟，不止我一个，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。

　　松花江畔一见钟情

　　李鹏还详细追忆了与妻子朱琳相识相爱的点滴往事。

　　我和朱琳同志相识，是在松花江畔的东关宾馆。1957年元旦之夜，按照惯例，吉林市政府邀请苏联专家、有关厂矿的负责人同吉林市委、市政府的领导举行联欢会。

　　作为丰满发电厂的领导，李鹏参加了联欢会，并在会上初识朱琳。那时她还叫朱霁凌，在102厂专家翻译室工作。联欢会开始后，首先是时任市长张文海讲话，他点名要“小朱”来翻译。

　　这时从第二排走出来一个姑娘，大概20多岁，穿紫红色女式套装，梳了两条辫子，有一双明亮自信的大眼睛，五官端正，举止大方。

　　朱霁凌根据张文海讲话的意思，把一些难懂的古语译成比较易懂的话。坐在第一排的苏联老专家默契地点头，她圆满地把场面应付下来了。我懂俄文，又在苏联学习了那么久，知道她的翻译是意译。她的俄语发音很好，翻译的语言也比较正确。

　　这位漂亮的姑娘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当时我虚岁已经29岁了，之前，虽然有过选择女朋友的机会，但都不太合心意，所以一直单身。那个晚上，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，就对她一见钟情。

　　会餐时，李鹏碰巧和朱琳坐在一桌。之后的舞会上，他也始终注视着朱琳，发现她的舞姿很美、很动人。

　　我鼓足勇气，走到她面前说：“可以请你跳舞吗？”她看了看我没说什么，只轻轻地点点头，这样我们跳了第一场舞。我灵机一动，用俄语与她交谈，通报了姓名。

　　在场的还有我认识的其他舞伴，但我没有任何兴趣再和别人跳舞了，只想着怎样才能再和朱霁凌跳一次舞。几段音乐又过去了，她恰巧停在离我不远的地方，我又一次勇敢地走上去说：“可以再请你跳一次舞吗？”她看了我一下，微微点点头，这一次似乎比上一次热情一点了。这次跳的是华尔兹，我们配合得不错。

　　第二次共舞，两人用俄语相互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，可话还没说完，舞曲就结束了。退场时，李鹏赶忙跑到礼堂门口，抢在苏联专家前和朱琳握手告别，然后才和几位相识的苏联专家告别。

　　以后我才听说，她在车上和一位女翻译说：“李鹏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，跑过来先和我握手，然后才和苏联专家握手。”那个女同志笑着对她说：“他对你有意思，你小心一点。”

　　专家为媒喜结连理

　　初次相遇之后，李鹏借着和一位苏联专家一起工作的机会，了解到朱琳已从厂部专家翻译室调到了专家招待所，并通过这位专家与朱琳取得了联系。

　　三八节前夕，这位苏联专家在丰满的工作告一段落，要回吉林，我托他带了一封信给朱霁凌。信很简单：“祝你三八节快乐。”随信还带了两件小礼物：一件是上海出品的幸福牌钢笔，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；另一件是一个纪念章，是我在苏联的时候，一个朋友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后送给我的。

　　两三周后，这位专家告诉李鹏，虽然朱琳没有答复，但她收下了礼物。李鹏高兴极了，决定主动去看望朱琳。

　　一天傍晚，我坐吉普车到吉林市的江北专家招待所去看望朱霁凌。见到她时，专家招待所的干部都下班了。朱霁凌的办公室不大，但布置得整洁、朴素、大方。她招待我坐下，问我吃饭没有，我说还没有。她说：“今天我值班，我让餐厅把饭送过来。”匆匆吃完了饭，我们面对面坐下来，彼此介绍自己的情况。

　　通过这次见面，我们确定了可以做朋友，而且彼此都萌发了爱慕之情。我对她的第一感觉很好，看她介绍自己的举止言谈，都是很得体的。特别是招待我吃饭的时候，她坐在一旁看着，自己不参与，而是让餐厅的工作人员接待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　　不久，两人又有了一次相处的机会。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的吉林102厂竣工，中央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带领代表团参加竣工典礼。薄一波点名让李鹏陪同参观，朱琳也跟随代表团参加了庆祝活动。

　　那天下午她来找我。我当时已经从最初住的那家临街的招待所搬到丰满招待所了。我带她到我住的房间交谈，这次交谈讲得更深入一些了。

　　朱霁凌详细地介绍了她的家庭情况后，我也把我的家庭情况详细地对她讲了。通过这次谈话，我们基本上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了。我提出来，是不是到我母亲的家里和我母亲认识一下。于是，1958年春节的时候，我和她一起到北京和我母亲见面。母亲见到朱霁凌后非常满意，对她很疼爱。

　　这次见面后，李鹏独自回丰满工作，留下朱琳在他母亲身边住了一个多月。她们常常同床长谈，赵君陶经常给朱琳讲革命故事和政治时局。1958年7月10日上午，李鹏和朱琳登记结婚。

　　晚饭时由我母亲出面，在北海公园仿膳饭店包了两桌酒席，主要邀请赵家在京的亲友参加。我记得参加的人除了我的母亲和妹妹李琼外，还有我的三姨赵世兰，和我母亲一起从事地下工作的战友李沐英，我的三舅赵世炯和三舅母，表哥赵石英夫妇，还有我的五舅母夏之栩，她是我五舅赵世炎烈士的妻子。赵世炎之子赵施格和甲媛夫妇也参加了。大家坐了两桌，都对我们表示亲切祝贺。

　　我们结婚以后，两人的感情非常好。我到外地出差时，几乎每隔两三天都要给她写一封信，告诉她我到达地区的情况、风土人情以及风景名胜。她也经常给我回信，只要我预定某一天到达哪个城市，她就提前把信写好寄出，保证我到了目的地可以按时收到。那个时期，我们之间的两地通信有好几十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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